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国家发改委“215经济茶座”第五期围绕“如何认识和把握当前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展开讨论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重点。临近年终，很多制造业企业都开始制定明年的投资发展计划。近日，作为我国宏观管理和经济综合协调部门的国家发改委，把“如何认识和把握当前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这一话题搬上了“215经济茶座”第五期的讨论桌。

按照惯例，茶座在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一间门牌号为“215”的会议室里举行，由中国改革报社副社长、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主持，委内业务司局与企业家、社会知名学者等围坐一桌，共议国家发展重大问题和公众重大关切。

杨禹在开场白中讲了“215经济茶座”的三个“开放”——“话题开放”“参与者开放”“讨论本身开放”。为了进一步提高讨论的多样性和开放度，这期茶座特别邀请了潍柴控股集团副总经理陈大铨、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颜飞龙、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胡树杰、海尔集团产业规划及政策总经理刘振宇4位制造业企业代表，请他们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摆问题”“谈思路”“提建议”。

受邀前来参加这期讨论的专家学者有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张宇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业研究室主任付保宗、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处长刘兴国。国家发改委政研室、综合司、产业司等司局同志也参加了讨论。

从全球版图上来看，制造业格局正在发生一场“大漂移”——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出台减税政策、加大贸易壁垒，积极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加快吸引国际产业转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加快竞争赶超。我国制造业成本特别是人力成本上升较快，面临的全球竞争压力加大，中国制造业到底要何去何从？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制造业，挑战在增多，但机遇还在。”张宇贤这样判断。

为什么说机遇还在？张宇贤分条析理：第一，我国具有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和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对制造业特别是产业链长、配套要求强、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吸引力较强，具有应对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调整的较强能力；第二，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为我国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产业革命机遇、实现制造业“换道超车”提供了重要支撑；第三，从人才资源看，我国已经培养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技术研发人员数量稳居于世界首位，我国正加快从劳动力规模优势向人才资源优势转变，这是新的“人才红利”。

在付保宗看来，中国制造业在国内也面临着来自市场供需方面的压力。国内企业高品质产品供给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国内市场消费升级的需要。有的甚至产品品质达到了，却得不到市场的认可。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制造缺乏信任。“日本的产品，有些中国消费者觉得可以闭着眼睛买。以马桶盖为例，中国有些企业生产马桶盖的质量不亚于日本，却缺少市场美誉度，一旦贴上国外知名品牌，销量往往大增。”生产领域也一样，很多行业都存在高端装备和核心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不少企业的制造装备需要从德国、日本等国家进口。

“内部也有很大的潜力。”张宇贤认为，我国制造业高端供给相对不足，还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这种供需不匹配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质量提升空间和潜在市场空间。此外，我国制造业有较好的产业生态，既包括产业配套，也包括强大的基础设施，发展制造业必须要有强大的物流支撑。“因此，不论是生产端还是需求端，我们完全能够支撑自己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参加茶座的企业代表也表达了对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信心。刘振宇说，海尔的冰箱、洗衣机、冷柜、热水器等家电，连续九年市场份额全球第一。产业链配套体系短时间内无法被复制或替代，其他国家短期内也难以消化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在一些行业，中国制造业已经实现了“由大变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制造业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总规模全球第一，制造业的门类最为齐全、体系最为完整，还有多种制造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但与会的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都没有回避地谈到了，当下，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重要关口，我国制造业核心技术能力不足，相当一部分关键零部件和关键装备对外依存度高，国内制造业企业深受“卡脖”之痛。

陈大铨分享了潍柴动力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探索。“国际化布局中的并购重组对潍柴的发展意义重大。我们的核心是要引进、吸收、消化、再提升，解决瓶颈技术。”

但潍柴动力也有自己的“苦恼”，陈大铨说，目前发动机生产的数控芯片、喷油器、电控增压器等关键零部件，以及生产机器人、数控机床等制造装备仍要从国外进口。“国内相同产品达不到这样的精细化程度，也无法满足可靠性、稳定性的要求。”

“我们现在的原则是，在性能可以满足的前提下，肯定以国产为主。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成本低。”谈及国产化率问题，胡树杰表示，长城汽车60%的零部件都是自己研发制造的，“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还不敢尝试，或者说不能尝试，因为车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安全，我们要对使用者负责。”

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科技创新，而研发投入不足就会导致技术创新不活跃。刘兴国说，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研数据，我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2%左右，与国外先进制造业企业6%~8%的研发投入强度差距较大。

张宇贤也深有同感。“政府性科研经费主要支持高校和研究机构，我国企业仅获得了15%左右的政府性研发经费，明显低于美国企业25%左右的水平，产学研之间相互分离，企业整体研发能力不强。”

“我们不能就制造谈制造，制造业的高质量需要工业体系的整体提升来保障。”胡树杰认为，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怎么以系统的思维，全方位、多角度、多维度地进行努力，企业针对单一技术的局部创新难以提升整体水平，仅靠一家企业也很难独立解决基础原材料、基础工业、基础原器件、基础技术等“四基”问题，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谈及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颜飞龙感慨说，这次中美经贸摩擦对制造业企业也是一种警示，必须转换思维，往中高端制造领域转型。”

“现在资本市场上有些人急于赚快钱。如果制造业企业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不如炒一套房赚得多，就很打击大家的积极性。”颜飞龙说，希望各级政府能够多支持一些慢公司、笨公司、小公司。“慢公司不是它想慢，而是制造业项目往往投入周期长。笨公司也不是它笨，它就是想踏踏实实地发展，不想走偏门。小公司，是有科技含量的，未来可能会产生颠覆式技术创新。”

座谈中企业代表普遍表示，企业创新发展，关键要依靠高层次科技人才。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最核心的是人。”刘振宇分享了海尔集团发展经历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

颜飞龙说，“技术研发一线、市场销售一线、车间一线，企业只要有这三个‘一线’的人才，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创新，一定会让企业发展好。”

目前，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接近9000万人，但仍然面临产业工人和高层次人才短缺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因素的影响，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另一方面，人才的流动，是一个“用脚投票”的选择过程，去与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当前，一些高端人才职业选择‘脱实向虚’的趋势值得注意。”张宇贤在发言中分享了他的观察，“根本原因在于制造业与金融业利润分配不均，‘500强’企业中33家金融企业利润占比超过50%，受行业盈利能力、行业收入水平等因素影响，更多高端人才向金融、互联网创投等方向发展。”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高素质产业工人。当前，受劳动力供给减少、房价压力较大等因素的冲击，出现了一些产业工人流失的现象。颜飞龙坦言，网购、物流等服务行业短期收入相对较高，不少产业工人会选择从事快递行业。

更重要的是，产业工人培养周期长，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员工队伍不稳定会威胁到企业的正常生产。颜飞龙建议，出台支持企业为产业工人提供稳定居所的专项政策，帮助企业稳定产业工人队伍，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民营经济是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在“制造业500强”中，民营企业有336家，三分天下有其二。对于相当一部分民营制造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困扰其发展。

据参加茶座的民营企业家反映，近期各级政府出台纾困基金等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而个别地方的金融机构出于风险防控考虑，一旦企业被列入纾困基金帮扶名单，反而雪上加霜对企业抽贷、停贷；还有一些企业拿到政府的纾困基金后，出现金融资本和大股东套现的情况。

这是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如何确保政策在落地过程中不走样不变形，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制造业企业的“苦恼”，同样发生在政策出台的“最先一公里”。比如，有企业代表反映，一些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听取行业企业的意见，在影响企业生存和行业发展的关键点上说不清、道不明，企业应对极为被动；一些项目在投资时政策环境积极利好，上马完工后却出现政策突然收紧。

胡树杰认为，企业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透明的政策环境，而不是大起大落、前后摇摆。

“企业的苦恼，也是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杨禹表示，一方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另一方面，还要提升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

刘兴国建议，将原有的普遍补贴和低效刺激，转变为奖励优秀和鼓励创新。

大家的讨论最终可以归结为：政府要更好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大的方向上，还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一直把市场机制比作奥运场的选拔机制，政府不需要选择谁最优，只要定好准入标准和退出机制，选好裁判，企业在中间完全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付保宗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化导向应进一步强化。下一步，政府要做的就是建立清晰透明的市场准入机制，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加强市场监管，逐步建立合理明确的市场退出机制。

随着讨论的深入，话题回到“制造业比重下滑”这一社会重大关切。“制造业比重下滑的同时，服务业的比重相应提升。2017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1.6%，比2005年提高了11.3个百分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跨越制造业发展的阶段。”张宇贤认为，要科学把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比例。同时，应避免国家战略的地方化。“一些地方盲目追求提升服务业占比，‘一窝蜂’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导致资源浪费，自身比较优势无法充分发挥。”

张宇贤表示，制造业内部，也要保持高中低端的合理比例。“国内市场对各种类型、各种层次产品均具有较大需求，产业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求最好，但求正好。”

茶座主持人杨禹在最后作总结时归纳了大家形成的四个共识：首先，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事关未来，既宏大又具体。其次，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无论对民企还是国企都是考验。再次，政府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做什么、不做什么，需要系统把握、准确把握。最后，虽然外部压力很大、内部压力不少，但通过这场讨论，大家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来源：中国改革报）